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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華
中研院民族所

我剛從中國回來,太陽花開的前幾天,很遺憾地我缺席了。當時我人在中國,看不到中肯的新聞,一開始還是當地人告訴我:「立法院的牌子都被砸爛了」,我當時的立即回應是,「早該砸了」。對方被我的回應嚇了一跳。然後當地人開始跟我大談民主的問題,大談他們眼中的台灣因為搞民主而經濟落後於中國,甚至下結論說:「太民主了不行。」「台灣現在比不上大陸了。」我不想跟資訊不充分的人做不對等的交談,也不想怪罪長年活在資訊不充分的社會情境下而思考受限的人,我只簡單回了兩句,就讓那位友人啞口無言。我說:「中國現在的確很有錢,但你們付出了多少生活的代價?」

沒錯,就是對生活代價的根本關注,對於讓我們對服貿有意見,對失能的政府有意見,所以願意暫時犧牲生活的品質,來到這裡表達我們對於服貿的質疑。生活的代價,從來就不只是經濟問題而已。中國便是全球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中國的經濟發展率高達7%以上,世界各國稱羨,但當地人付出的生活的代價是甚麼?而又是道理讓整體社會持續支付這個代價?

過去十多年來我深入中國的地方社會做研究,而且是以不平等的社會發展為主要議題。我也常去中國的不同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大都會,看過不少不同社會階層的日常生活,在天高但皇帝一點都不遠的政治架構下,是個甚麼樣子?我今天就想來跟大家聊聊,分享我看到的中國的日常生活。我根本不用借用抽象的民主法治概念,也毋須上綱到統獨議題,也不需要用一種東方主義式的方式來妖魔化中國,只需要從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兩岸服貿背後的價值差異。這個價值差異,正是令我深感憂慮的,卻是台灣政府、善交中國權貴的國、民兩黨人士經常選擇裝聾作啞的價值差異。

我想透過五個日常生活的例子,很快速瀏覽一遍中國日常生活的背後價值。

第一個例子是黨國文化的例子。三月中我人在好在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推出了一個新政策,就是,中國各地的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的會議室,都要高掛五句話。哪五句話?也就是五代最高國家領導人關於軍隊建設的五段話。所謂五代領導人,就是毛鄧江胡習,前四位已作古或下臺的人的話,我就不提了,我們來看正在臺上的領導人習近平的重要指示是甚麼,他說:「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我在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的好朋友說,這種手段,反映出習近平上臺以來,加碼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也是習近平確立自己軍頭地位的手段。朋友說,這個黨的軍國主義化,已經停不住了。當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就是在這樣的國家文化價值中提升它的經濟指標。

第二個例子是中國的多黨政治。中國從來就宣稱他們也是多黨政治,只是這個多黨政治是在服從一個絕對大黨的架構之下。服從一個大黨是甚麼意思?我給你一個簡單的說明。其他的小黨,從辦公室運作到代表的薪資都是由黨國支付,他黨的成員就相當於「公務員」,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進行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簡單說明,你明白了吧。這就是中國黨國對「多黨政治」的定義。

我們再來看看日常生活經濟面的例子。第三個例子是在中國大都會裡叫計程車的例子。最近去過中國的人,如果是得自行解決交通問題的人,應該對於在當地的大都會中搭乘計程車都有很痛苦的經驗。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阿里巴巴或騰訊等大型的電子商務集團以誘人的回饋金收攏了計程車司機和乘客,也就是透過他們的管道來招攬計程車,他們會給司機比如說人民幣十到十五元的回饋,給乘客五到十元的回饋,結果導致計程車拒載短程、不載臨時客。而且,要搭車如果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把錢存在財團的電子帳號裡,要叫車成了件非常困難的事。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像台灣一樣各領風騷的叫車管道?我不會做嚴謹的經濟學研究分析,我的理解是從中國的日常生活而來的。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很多地方都沒有裝置桌上型電話基礎設施的地方,都可能人手一支手機,這是很多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常見現象。中國也一樣,所以中國產生了一家超級龐大的電話公司,叫做中國移動,後來有了第二家,叫中國聯通,但也就這兩家,瓜分了中國的龐大的手機業務市場。然後呢,兩家富豪財團結合手機財團,繼續製造搭乘計程車的中國式經驗。騰訊的大老闆馬化騰是排名第四的中國十大富豪,富可敵國。阿里巴巴佔據了中國八成的電子商務,八成是甚麼概念,根據媒體報導,一家阿里巴巴的交易總額等同於台灣GDP(國內生產毛額)的四成。這是典型的壟斷,區區幾家壟斷企業就把一般市民搭乘計程車這件事搞得烏煙瘴氣,人人抱怨,但沒人能抵抗財團影響,但反托拉斯法好像不曾在中國社會中被認真討論過。在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發展出一個比很多民主國家裡都還自由放任的市場,讓所有人都身陷其中,抱怨卻無解。除了政府,誰能對付這麼龐大的財團呢?但政府並未出手。

在財團加速的中國都市化裡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四個例子我就想提一下中國年輕人的生活。中國是個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率又這麼高,高到很多台灣政客、商人常說我們的年輕人要比不上中國的年輕人了,要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了。我有聽到他們的真心憂慮,但我並不同意他們的詮釋。我不知道個別的年輕人的競爭力如何,但我只知道,若把青年作為一個集體來看,我很懷疑中國青年跑在前頭這種論述的正確性和正當性。

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北京的學者廉思做了個社會調查,寫了一本叫做《蟻族》的書,他用蟻族來形容「大學畢業、低收入的聚居群體」,這是繼中國的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蟻族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行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他們平均月收入低於人民幣兩千元,絕大多數沒有保險和勞動契約。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九成屬於80後一代,和在場許多同學你們算同一個世代。蟻族主要聚居於城鄉結合處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的龐大群體,但被主流社會忽視。他們所居住的聚落也經常面臨都市化而來的強制拆遷,所以流動性很高,他們在中國這十多年來高速加快的都市化中,日子愈來愈難過。但因為是高等教育畢業,很多人來自農村,曾經在故鄉的小農村裡是少有的秀才、狀元,但如今在都市中無法功成名就,無顏回江東見父老,只能窩在都市邊陲的聚落中討生活。

如果,一個社會要讓年輕人以這樣的方式,犧牲熱情、犧牲對未來的想像,屈身在宏偉龐大但高不可攀的經濟體下討一個沒有尊嚴的生活,來成就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成就金字塔頂端的財團富可敵國的實力,我寧願我的國家經濟平平,我寧願年輕人不必展現這樣的經濟競爭力。我當然不反對經濟提升,也希望經濟提升能讓所有人的生活品質都能提升,但得先看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是否合理?台灣的政客、財團,到了中國,只看到大都會的繁榮壯觀,只看到十三點五億人的商機無限,他們即使進入中國的邊陲內地,也只是看中那裡更為廉價的勞工還有因法治更為腐敗而容易取得的土地,多少的古蹟建築、考古遺址、農地、居住地因此成為龐大的工廠用地。這些高高在上的政商,在他們的經濟發展藍圖中沒有一般人的臉孔,只有他的工廠可以雇用多少工人的人頭數。然後還在斤斤計較不到人民幣兩千元的最低工資。

這樣的對比,還要告訴我說台灣的年輕人沒有競爭力?我知道也許說這話的人是認為我們比下有餘、比上不足。但是,就是比較這句話,請先在中國內部進行比較,再來評論,怎樣叫做具有競爭力。一個社會之中,絕大多數的人都無法競爭,無法在龐大的經濟收入中分得一杯羹,而只有少數的人有幸往上爬,這樣的發展方向是我們要的嗎?我不希望年輕人像中元普渡爬竹竿一樣,只有絕少數的人才能成功挺上去。

還有,那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中成功了的人,他們都很幸福嗎?我有很多很正直的中國朋友,也有中國親戚,也有在中國工作的台灣親朋好友,我在他們身上看到聽到很多對於中國發展的矛盾感受。我真的不太相信從台灣或其他先進國家去中國生活的人會覺得中國的發展是充滿福祉或幸福感的。去問那些西進的台商,那些說你們坐在這裡是害怕與中國競爭的台商,他們是不是每次回來都說台灣比較舒服。台灣除了少數地段,大部分地區都是房屋建築窄小老舊、城市規劃亂七八糟,經濟不上不下,這樣的台灣為什麼比較舒服?安全感和基本信任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一個財富兩極化的發展市場中,生活在中國的有錢人,不用太過有錢,只要有些閒錢,哪個出門不怕?哪個不是防東防西的?很多人甚至對於表現出助人的美德都感到猶豫,而不敢扶一把跌倒在地的人。

過去十多年,尤其是近幾年,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在談中國現在的社會缺乏道德、人人搶錢,人人壓力大,人人欠缺信仰。我不想汙名化說中國的人沒有道德,我相信這不是事實,一般的人仍是平凡且善良的。但一般人表現道德的管道或表現道德的勇氣的確有明顯變化。那你問為什麼當地人不起來改變呢?除了長年的極權政治讓人心有餘悸外,我相信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只是讓人更為無力。想想看,所有的老東西、你熟悉的東西都拆掉,你的身心要不斷應付調適不斷改變的生活空間,那是一件非常疲累的事。被拆掉的地方通常會在一年、兩年就蓋上一大區一大區比臺北大學特區還要龐大好幾倍的新高建築,每個建築都在比巨大、比氣派,相形之下,每個人就都變得更為渺小、更為手無縛雞之力。在這種帝國氣勢般的城市發展中,人只是愈顯渺小,實質的存在感愈來愈低。沒有機會高攀的多數的人,在這種宏偉的城市裡屈身,只顯得更為無力,只能投降吧。

最後一個例子,我想談日常生活的自由。我們都知道,和民主國家相比,中國是相對不自由的國家,但很多中國人都會認為和以前比起來,他們今日的生活已自由太多,尤其在消費上,真的比以前好太多了,似乎最大的自由就是消費自由。但實際上,我想連消費都不見得自由。怎麼說?你看身邊的中國觀光客,到哪裡都在血拼,他們也許真的超級有錢,但也不一定。普通的中產階級一到國外,買起東西來也像是不要錢一樣。因為,他們即使有錢,但在中國買不到好東西,他們不信任中國的產品與商家。所以一有機會出國,就是要買東西。你去巴黎精華區的香奈爾名店,裡面的店員幾乎都在講中文。我到了巴塞隆納,一個人要去晃大街,但我不會說西班牙文,當地的朋友就告訴我說:「你要是迷路了,就隨便到一家精品店,裡面一定有店員會講中文。」

那不血拚的人呢?我們來看電影和買書這些事,你一定知道,在中國是上不了臉書的,當然,有辦法的人會翻牆。網路在中國是受管制的,但最受管制的其實還有電影與出版。中國出版的審查真的令人痛苦,我也是受害者,我寫的中國研究的書,始終通不過審查。但這還不是最糟的,看電影,中國的電影審查,從劇本開始到完成製片,一個關節不對,不讓上映就是不讓上映。但是政府想要推廣的影片,即使戲院沒有空檔,也會幫你排除萬難。還記得前幾年3D電影阿凡達勢如破竹的票房嗎?在中國一樣熱門,但同時中國政府要廣推《孔子》這部電影,於是下令不是3D的戲院,要下映阿凡達,換成孔子上映。

今天舉的這五個日常生活的例子,從黨國文化、多黨政治、叫計程車、年輕人的生活、還有日常生活的自由,都是非常普通的生活例子,但都說明了是甚麼樣的價值主導了中國的日常生活。那種價值包含了持續揭櫫的黨國霸權主義、龐大的資本壟斷、對公民精神的壓制、對人的基本尊嚴與福祉的漠視。與此同時,政府用高大堅固的硬體與不斷攀升的總體經濟數字,創造高聳的經濟金字塔,令眾人臣服膜拜,誰在金字塔面前不會覺得自己的渺小?然後覺得自己的國家好偉大、好有希望,然後就可以繼續容忍這種價值來左右他們的生活。

所以你應該對於中國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與社會有了些基本想像了。2014年的今天,中國政府仍要最核心的國家武力拜一樣的神主牌、重複記誦一樣的話語。中央一統聯播新聞的媒體天天放送為人民服務的好官事蹟、還有經濟如何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愈來愈好的訊息。每次我在中國時看電視時,心裡都在想,煩死了,老是喊人民、人民的,他們應該是公民,不要老是把他們當成黨國口口聲聲中的「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我其實對人民這個詞是有點感冒的,即使在台灣,我都只願意被當成公民,不願意被當成任何人口中的人民。

所以我想請問台灣的政府、政客和財團,和有著這樣日常生活的國家在打交道時,不需要注意彼此的價值差異嗎?這些價值差異不會影響到後續的往來發展嗎?

有人說我們逢中必反,我完全不同意。至少我從來不逢中必反,而且相反的,我對中國有高度的理解興趣,但我認為逢中必當謹慎。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個人在跟中國、尤其是中國政府打交道時不會提高謹慎,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不知道這一點。去問問台商,不管是希望簽訂服貿的或是反對服貿的台商,請問他們,在和中國打交道時,他有沒有覺得哪裡不一樣?有沒有必要提高警覺?去問我們的海基會官員、去問我們的外交官員、去問我們的各級政府官員,在跟中國打交道或靠近時,有沒有必要謹慎敏感?如果答案都是有的話,他們會說自己是逢中必反嗎?我們不需要妖魔化中國,我也認為這個世界應該給中國時間和機會,因為畢竟那裡有這麼多的人口,我們也希望那裡的人能活得有尊嚴,我們也不可能不和中國這個密切相關的鄰居打交道。但是,在往來之際,我們也不該對中國經濟發展中顯現的價值盲目以對,而僅任由經濟這隻手來擺布我們的生活代價。

經濟這隻右手,一定得有抱持某種價值的政策的左手來輔助實行,雙手必須併行,這從來就是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希望台灣的政府、政客和財團不要自欺欺人,以為自由市場等同於放任財團。

很多人應該都讀過經濟史學者Karl Polanyi的《巨變》,這本書引發的一個關於經濟制度的辯論,就是經濟行為是鑲嵌於各種社會制度與道德規範等價值之中。Polanyi把市場看作廣義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廣義社會體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市場經濟本身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而是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簡單說,賺錢不是目標,只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所以,如果經濟的手段反而可能違背社會目標,那當然就不是合理的手段了。同樣重要的是,在賺錢之前,我們一定會想好賺錢的目標是甚麼?

Polanyi以降的討論,凸顯了一個常被宣揚自由市場的人刻意忽略的事實,就是,即使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也不例外,經濟也是和各種價值掛勾,包括良善的或有問題的價值。不同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價值運作邏輯不見得完全一樣,不是只有所謂的市場那一隻手在運作而已。比如說,在台灣,財團聯姻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常見現象?這個門當戶對的古老邏輯,到了今天一樣大起作用。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沒有社會主義集權控制的背景嗎?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受到宗教的影響嗎?其實所有的經濟制度都是一種道德經濟,背後摻雜了各種價值與信念一起進入市場。

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龐大的經濟體所展現的價值文化,也就是我們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價值,不論好壞,是造就中國經濟成長的內在因素,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外在面貌。從這種價值出發的中國資本家在進行國際合作或投資時,其中的資本與市場運作不可能與這種價值脫鉤,至少短期內不可能擺脫。兩岸服貿開放的行業中,有多少的行業在這種價值圈中成長的中國財團進入後,會影響兩地差異的價值內涵,對台灣以人為本、以自由為本的價值造成衝擊?這些絕對不是單純的經濟事務而已,牽動的是經濟發展背後的價值之辯。

我們雖然已不可能脫離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但台灣的資本主義市場發展要摻進甚麼樣的道德或價值,當然是我們可以討論與決定的方向,這從來就不全然地是由市場來決定。馬政府口口聲聲說兩岸經貿往來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我相信他做到積極開放,但我對有效管理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我想問的是,服貿所牽動的是一場價值之爭,不只是經濟或程序問題而已,如果馬政府連學生和公民聚集在此所凸顯的價值差異都不能感受與理解的話,我真不相信這個政府有理解差異的能力,也不相信他們有有效管理中國可能帶來的經濟與價值衝擊的能力。今天學生和公民在這裡呼籲朝野要儘速推動〈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法制化,並在修法過程中納入徵詢公眾意見之管道機制。我們在這個公民廣場推動公民審議,就是要告訴政府我們要的生活價值是甚麼,請不要再以經濟數字或行政程序來迴避根本的價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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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天下雜誌》刊出的 Christopher Hughes 訪談與英文逐字稿內容

2014.3.22 Zonble

http://zonble.net/archives/2014_03/1588.php

《天下雜誌》昨天刊出〈林孟潔:服貿協議的草率令人震驚──剛與馬總統會面的倫敦政經學院教授Christopher Hughes談話側記〉乙文,同時刊出中文採訪內容與英文逐字稿。《天下》在文末提到:

此文為作者擇重點摘要與側記觀察。作者表示,由於部份教授談話內容沒有錄音,作者是憑筆記與記憶進行翻譯,並且加上作者現場觀察掌握的語氣與氣氛,因此會出現部份中文內容找不到錄音整理的英文原文,而部份錄音整理的英文原文則沒有翻成中文。

那麼,到底有哪些中文內容不再英文原文內容內,又有哪些英文逐字稿當中的內容沒有翻譯成中文呢?我們來幫《天下》服務一下讀者好了。

一、英文稿中根本就沒有提到 Christopher Hughes 哪裡對服貿協議草率震驚。英文中第一段是「我已經記不得去年在台參加研討會的細節了」,但中文卻變成「去年夏天我受邀至台灣的政府部門討論服貿協議,為其草率感到相當震驚,因為許多涉及重要且敏感的部門並沒有經過審慎的調查與評估,政府並沒有更仔細的檢視這個協議一旦通過所帶來經濟上隱含的意義和後果。」

按照《天下》的中文版本的行文邏輯,第一段與第二段根本連不起來。如果我寫一篇文章,導言像《天下雜誌》這樣,先說,許多重要敏感部門沒有審慎調查與評估,還有服貿協定有哪些經濟上的意義與後果,那我的第二段應該是到底哪些敏感部門應該要審慎評估,第三段應該會寫這個協議有經濟上的意義與後果…。但天下接下來又跳回「這讓我想起了ECFA…」。整個導言像是天外飛出來的,而《天下》卻以這個天外飛出來的導言設計標題。

對照英文逐字稿,Christopher Hughes 的意思該是,無論是 ECFA 與服貿協定都沒有必要,因為談到大陸對台灣的開放程度,在 ECFA 之前就已經夠開放了,繼續開放並不會對經濟發展有什麼顯著改善,但大方向上,如果讓台灣的經濟更向中國大陸傾斜,只會傷害讓台灣發展經濟的基石—科技研發。—既然整個文意偏向「ECFA 與服貿對台灣經濟發展都不怎麼有用」,那為什麼要為服貿協定的草率震驚呢?到底在震驚什麼?

我們不在現場,想來無法觀察到現場的語氣與氣氛。

二、與李登輝與陳水扁有關的部份,都不見於中文版本。

當我們看到中文版本中的這句「台灣仍然有機會在中國的干預下與其他國家仍然有所連結,然而馬政府連嘗試都不願意」,我們難免會有以下疑問:台灣怎麼在中國干預下與其他國家有所連結?馬政府應該嘗試什麼方式?英文中提到,在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在無法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狀況下,台灣還是會嘗試加入各種國際組織,這就是連結其他國家的方式,也是馬政府所應該嘗試的。這一大段被刪了。

在《天下》中文版中可以看到「貿易並不是對於一個國家的生存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情」,但英文原意我認為該是「貿易跟國家安全相比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什麼是影響國家安全的事?照我所看到的英文原文,是許多國民黨高層信奉中國民族主義,信奉中國統一,在中國大陸有豐富的人際連結,這件事情會影響國家安全,而台灣之前防治這點的方式,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發展台灣民主與自我認同。這一大段也因為現場語氣與氣氛不見了。

三、《天下》中文版與英文逐字稿中對於台灣政黨政治的描述,真的差很多。

原文中認為台灣政黨政治的最大問題,在於因為國民兩黨的黨產差異懸殊,即使可以自由投票,權力仍然是大幅度向國民黨傾斜,在野黨則被長期排除在外。《天下》版本中雖然提到「在政黨政治較為良好運作的國家,我們可以確信,就算一黨掌握了相當長時間的政治權力,總有一天,它若不夠兢兢業業,必然會有失勢的一天。」但是卻少了英文逐字稿中所提到的—民進黨缺乏黨產,難以贏得選舉,所以國民黨就算不怎麼兢兢業業,民進黨也難以讓國民黨有失勢的一天。

英文逐字稿中基本上對於民進黨的前景呈現悲觀的態度,認為朝野力量不均,是種不健康的政黨政治。《天下》的中文版本相較之下,倒是大幅放大了民進黨的影響,像是:

「在台灣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是嚴重的藍綠惡鬥」

「民進黨的問題在於它深陷於過去的歷史,沉浸在80、90年代的民主運動的氛圍和脈絡裡…如果檢視民進黨的權力結構,很大一部分仍然為五六十歲的人所掌控,糾葛於自身過去的歷史與記憶。民進黨需要更多年輕世代真正進入權力結構的中心,它需要改變,需要往前走而非總是糾纏在過去的民主運動史的記憶與經驗之中。」

看來「部份教授談話內容沒有錄音」的這部份還真不少。

逐字稿嘗試翻譯如下:

我已經記不得去年在台參加研討會的細節了,但我還記得,那時候有場跟 ECFA 相關的盛大討論。我相當懷疑 ECFA —有必要嗎?你們為什麼真的需要 ECFA?就算你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都可以發現 ECFA 對 GDP 的衝擊相對來說很小,遠小於預期。同時,外界也有許多政治反對聲浪,而無論支持或反對,我想,雙方都是政治著眼大於經濟。就馬政府來說,他們得表現出一些兩岸關係的進展,以獲得北京的支持。他們的論調是,我們必須改善兩岸關係,才能與南韓競爭。這點根本不成立,如果你想與南韓競爭,應該將希望投注在高科技發展上,但現在這方面已經被 WTO 涵蓋了。

台灣的大問題其實不在經濟上。我並不是經濟學家,但這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說的。你也知道…我不是台灣人,你比我更了解台灣。但問題出在台灣的國內事務,包括產業結構、商業實務以及金融業。事實上,台灣的商業公司其實很容易登陸大陸,雇用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使用大陸的廉價土地,於是造成台灣缺乏驅動產業升級的動機,以致於有愈多台灣企業前往大陸,也就更缺乏實質上可以為台灣國內產業建立新架構的動機。同時在根本上,台灣現在用來研發新產品的科技實力,實際已經逐漸落後。相對於南韓,台灣的公司其實更容易在大陸存活。

所以,你也知道,他們說南韓已經與大陸建立貿易協定,如果我們不趕快跟進的話,我們就會被孤立。我根本不覺得這種說法站得住腳,這完全只是種政治話術,而這是馬政府從開始簽訂 ECFA 開始最主要的說法之一。在 2008 年選舉期間,馬陣營的主要宣傳內容之一,也是南韓與大陸簽訂 FTA,所以南韓更容易進入大陸市場,所以我們就會在東南亞一隅孤立。我真的不覺得這裡頭哪裡有什麼經濟考量,就只是政治話術。這種說法讓注意力從真正的問題上轉移開來,而真正的問題是台灣自己—國內事務、製造生產與研發。同時金融業也沒有被好好改善。

我想,如果你好好看待這些問題,台灣已經有很多優勢。這邊所說是相對中國來說經濟上的優勢。我們回頭看…其實現況不是從國民黨執政開始的,從民進黨時期就開始。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做了不少開放。這麼做很容易。我的意思是,這麼做總不可能錯吧?我猜,這樣就連我都有辦法開個賺錢公司了。所以就某方面來說,過去這麼做對台灣經濟還不錯,但是這麼做太容易了,而且造成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於是有太少的力氣放在全球視野上,無論是歐盟或美國,所有的注意力除了放在中國上,還是中國。如此便造成了經濟上的依賴與畸形。

現在則是服貿協定。你們必須要問,服貿協定有什麼必要?誰會從中獲得利益?誰是贏家?誰又是輸家?而服貿同時也是政治問題…服貿協定會對台灣造成什麼政治影響?我們當然也看到了香港的狀況,看到如果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就會變成什麼樣子。經濟倚賴大陸後就會引來各種政治作用,包括出版自由、媒體控制、學術自由…諸如此類都是這種巨大經濟作用的反應。

問:如果服貿協定通過,台灣就會變成下一個香港嗎?

我可以想像這就是抗議學生所憤怒與憂心之處。我想有不少好理由可以讓他們這麼想,而這又取決於台灣政府是否能夠善加管制。就我個人而言,我不覺得馬政府值得信任。我的意思是,他們的意圖到底是什麼?馬英九到底要什麼?在他身邊明明有那麼多智庫。

(我在台灣的時候)服貿協定尚未簽訂,但去年就已經討論過了。我每年都會去台灣做一些研究,當然也會去大陸,兩邊都去。

你無法將經濟的影響從政治的影響中區隔出來,因為中國的政策很明顯就是要拿經濟影響力達成政治目的。中國的官方政策就是拿經濟影響力達成統一。這是他們公開的政策,不是什麼秘密。所以問題是—台灣如何對應?你會這麼假裝嗎?「喔,經濟與政治是兩回事,這只是單純的經濟事務,我們可以把這些事情跟政治分開」你絕對不能這麼說,因為北京就不是這麼看事情。對北京來說,經濟與政治就是同一件事,中國共產黨從以前就是如此。

問:台灣與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有可能建立關係嗎?

我想是有可能的,而且值得一試。但是馬政府從來沒試過,他們一直以來的政策是…如果你看看馬英九的政策,可以發現是從 2005 年胡連會而來,當時他們達成協議,這也是現況的來源。馬英九 2008 年大選時的政策,完全只聚焦在兩岸關係上,而完全沒有任何真正的外交政策。關於台美政策,就只有一頁,說要做哪些事情…不過等於什麼都沒說。馬英九就只有說如果我們搞好兩岸關係,達成經濟統合,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他們就這麼想、這麼選舉…就試試看吧。他們以為只要我們有了好的經濟關係,我們就可以與北京建立信任,之後我們就有辦法爭取更多的國際空間,但他們從來就不解釋,為什麼這套邏輯可以運作,以及為什麼北京會想這麼做。從胡連會開始,他們就把政策建立在某種信任上。

嗯,你知道很多人真的信這一套,而且在短時間之內有可能紓解台灣的若干壓力。但這不能作為長期策略。這整個依賴在外交政策與國防政策上…並不真實。我的意思是,這哪算外交?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倫敦,台灣在倫敦的代表處在做什麼呢?他們居然召開討論清朝的會議。真的很有趣,他們根本從來就不提台灣。

我們都知道台灣處處遇到限制。英國並不打算承認台灣是個國家,我希望我們承認,但是因為中國大陸的阻力,我們不會這麼做。但過去台灣其實有許多爭取國際空間的灰色地帶,雖然無法獲得外交承認,但是可以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嘗試加入國際組織需要外交上的勇氣,以及招惹北京恐嚇的壓力。北京從過去到現在都不斷拿戰爭威脅,但台灣已經無法回到過去那段時間了。

如果兩岸關係改善,台灣也會有更多的國際空間,這就是李登輝在 90 年代時的策略。至於陳水扁也是,但無論陳水扁做什麼,北京都不會信任他。陳水扁也嘗試改善兩岸關係,但北京就是不信任。至於馬英九,當他 2008 年上任時,他有很好的機會,因為北京最深的恐懼就是民進黨執政,所以不管馬英九做什麼,都可以得到更多。他照理說可以讓台灣的國際空間更往前推一大步,他真的有辦法…只是他根本沒去試。他完全沒有外交政策,我認為他讓台灣失去了機會。他是可以回去照著李登輝的策略做一些事情,這對民進黨來說很難,因為民進黨致力台灣獨立,所以北京無法信任民進黨。如果馬英九這麼做,有機會改變未來,我們也不知道 2016 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馬英九與國民黨考慮台灣的利益,就應該往長遠處看,他們應該嘗試建立跨黨派的共識、國內的共識,真正著眼台灣的利益,但是我完全看不到馬英九這麼做。我所看到的是,國民黨所有的政策就只建立在一件事情上—不計代價,讓民進黨滾開。

另一件我所擔心的事情是,很多國民黨員真的信奉中國民族主義,他們心裡嚮往的就是中國、以及中國的統一。他們位居國民黨的高層,馬英九也可能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們又要問:他們的意圖到底是什麼?馬英九真的只是無能嗎?他是因為無能所以不善用他的機會,或是他真正的意圖就是想與習近平達成某種協議?因為統一獲得諾貝爾獎?我所參加的研討會,並沒有反應台灣真正的民意。前一個世代的人雖然這麼想,但是他們還有多少影響力?我知道有年輕人不喜歡這套…年輕人也不喜歡這些中國民族主義者與中國的個人連結…他們在中國花了多少時間、在中國跟誰談過話…他們的整個人際網路。這全都聚焦在中國。這也是中國自 1979 年以來的政策下的產物。

台灣該怎麼做可以平衡這點?在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他們嘗試建立民主與憲政改革,改變教育體系。建立堅實的台灣民主與自我認同,是非常好的策略。但馬英九做了什麼呢?他又修改了教科書裡的事實,說你們全都還是中國人!憲政改革?他有什麼策略?就只會說「如果我們對中國好,中國就會對我們好」。這根本就談不上是策略。他想要只處理實務問題、經濟問題,但我們把所有的政治問題留到未來。如果你想這麼做,你就需要一套平衡的策略。你需要提出更好的外交政策、內政政策、政治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與國防政策。這些問題在台灣全都是一團亂,台灣根本就沒有國防政策。你們嘗試發展募兵制,但完全沒用。

相較國家安全,貿易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們也需要健全運作的政治體系,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的民主化並沒有完成,台灣的憲法還是一團亂。雖然台灣人民可以自由投票,但因為政黨財務的關係,選舉並不公平,國民黨有充裕的黨產,但民進黨沒有。在這一塊的最後一輪政治改革的結果讓人十分不滿—民進黨幾乎不可能贏得選舉。台灣還有很多問題。所有的民主體制都需要不斷的改革,台灣的民主體制還有非常嚴重的問題。光是可以投票不代表真正的民主,對吧?如果你注意黨產的問題,就看到台灣的選舉是場不公平的競爭。最後,台灣的憲法很有問題,因為憲法是在大陸、而不是在台灣制定。顯然憲法很難改動,但總是有辦法,例如增加增修條文。每次台灣有任何改變,無論是金融改革或總統選舉,中國都會提出武力威脅,但他們從來就沒付諸行動過。

提到社會問題,如果每個人都無時不刻都得努力工作、通過升學考試,只想提昇自己的生產力與效率,而不允許投身任何政治活動的話,我不認為會有辦法凝結強大的公民社會。這樣的社會並不強大,在表現上或許看起來如此,但是根基十分脆弱。台灣有很多可以建立強大公民社會的力量,這點直到最近以來都是共識,而如果你們這一代覺得這股力量越來越弱,會很可惜。我不會自己評斷這一點,但你來自台灣,你應該要評斷。我只能說你們在評斷的時候應該更加小心。我猜你可以比較台灣與美國的差別,美國人比你們更懶、也更浪費,他們也花了更多時間在政治上,但是他們也有非常有效的經濟,也很有生產力。

台灣現在處在開發過程中的另一個階段。現在的大問題之一,就是人們在 1980 到 1990 年代時的經驗。當時經濟發展快速,就像現在的中國,人們每週都覺得愈來愈富有。沒有一個經濟體能在一段時間以上繼續維持這種發展速度,台灣已經離開這個階段了。台灣現在的焦點是服務業,像是旅遊、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所指的其實就是科技,以及打造一個環境,讓有天份的青年科學家擁有創新的自由,可以犯錯、做出無論愚蠢還是成功事物的自由。美國人所做的就是這樣,我們也試著這樣發展,但是在中國則非如此。

有多少發明是來自中國呢?中國就只有一點好,就是取得國外投資,然後生產大量商品,品質也很高。但是在研發上並不好,雖然近來有些改善,但還是不及美國、日本與歐洲。只要是出色的科學家,不論接下來要去哪裡,都會立即離開中國。首先,他可以自由呼吸—媒體自由、民主都來了。科學家也都是人,他們也不想晚上待在實驗室裡,他們可能想看戲、聽聽音樂、散散步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孩子們也可以在健康的環境中長大。但北京不是這種環境,無論中國投注多少金錢在研發上,都是徒勞無功。但台灣現在是亞洲最好的地方之一,所有的外國人、商人、外交官員,都因為環境安全而想要住在台灣。你不會被共產黨監視。跨國企業都偏好為了研發而住在台灣(譯註:這邊寫的是 R&B,但怎麼想都應該是 R&D 才對…),而這也是台灣應該想辦法建立的環境。

2008 年後民進黨便一直在野,這也很正常,所以他們還有很多工作該做。台灣的正常發展道路因為中國因素而變得畸形,浪頭現在不在台灣這邊。如果有個政黨長期執政,我們還是可以接受,雖然這樣真的不健康,但還是可以接受,畢竟我們知道總會有別的政黨會回來執政。在台灣,因為中國因素造成的持續畸形,有一個政黨長時間被排除在外,則會引發不一樣的問題,而會有所不同。這就是為什麼台灣民主難以健全運作。中國的影響讓一切都畸形了,想要改變這個局面,需要非常具創意的思考。我們不用想得太遠,但…總不能毫無策略就輕率投入。馬英九的策略非常不清楚,我們不知道他心之所往,也不知意圖何在…如果他真的有什麼意圖的話。

也許是你該告訴我目前台灣的情形。畢竟你來自台灣,會比我要來得瞭解情勢,而且這是你的世代要面對的問題。你的世代情勢會如何發展呢?

==================================================================天下雜誌blog原文(已撤下)

剛與馬總統會面的倫敦政經學院教授Christopher Hughes談話側記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87/article/1138

三月二十號禮拜四,倫敦時間上午十一點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系館Christopher Hughes教授的研究室裡,他手上拿著兩個禮拜前在台灣和馬英九總統的合照,照片裡他笑得有點窘,因為好像大家都不太願意跟總統握手,結果最後只好把他推向前去。

Christopher Hughes教授十分猶豫到底應不應該把這張照片上傳到個人網頁。他的研究興趣聚焦於中國外交政策、兩岸關係與國族認同,每年都會飛到東亞待一段時間做研究。禮拜四是他固定的OFFICE HOURS,本周正逢台灣服貿抗爭風波,作為研究兩岸關係、剛與馬總統會面的英國政治學者,他對此表達了觀察與想法。

以下為Christopher Hughes教授的談話側記:


去年夏天我受邀至台灣的政府部門討論服貿協議,為其草率感到相當震驚,因為許多涉及重要且敏感的部門並沒有經過審慎的調查與評估,政府並沒有更仔細的檢視這個協議一旦通過所帶來經濟上隱含的意義和後果。

這讓我想起了ECFA。台灣的問題其實並不完全如政府所說的是在經濟上,而是馬政府從以前到現在所指稱的,如果不簽經濟協定,台灣就會落後南韓,這並不是全部的事實。馬政府從未真正提出一個對策和足以服人的論點來說服人民。

這些如果不簽就會導致失去競爭力的說法,其實只是讓政府找到藉口轉移注意力,不去正視問題的核心──台灣真正的問題是在國內的產業結構與財經部門並沒有很好的運作,亦缺乏對研發與創新部門的投資。當台灣的企業在過去很輕易的就得以登陸使用他們廉價的勞工和土地等,那長期下來其實並不太可能提供台灣自身產業創新的誘因,台灣正逐漸失去在科技和創新產業上所掌握的技術。其實台灣並不是沒有優勢,只是政府應該正視並對國內產業結構與整體環境進行調整,提出實際應對的政策。

馬政府上台後更加深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而不去考量到台灣的其他可能性,例如,更加強與歐盟或美國的經貿合作,或者把台灣放入全球化的脈絡來思考其他的可能性。唯一強調的就是中國。所以現在的服貿協議,必須要問的問題是,到底為什麼需要這個,台灣真的需要嗎?誰會從中獲益?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這又牽涉到政治層面的問題,到底服貿協議隱含了怎樣的政治意涵。當台灣過度依賴中國這個經濟體,後果將會從經濟層面滲透到政治與社會,包含媒體、學術自由等。台灣有沒有可能變成第二個香港?

馬政府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我們對中國好,他們就會對我們好。然而事實上卻不是這個樣子。不可能將經濟政策的影響與政治上的影響切割開來,因為中國很顯然地就是在使用它的經濟影響力去達成它的政治目的,這是個公開的政策而非秘密。但問題在於,台灣如何去面對?你不可能假裝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兩者不相互影響,北京不是這樣想的。對他們而言,政治和經濟是同一件事。

台灣仍然有機會在中國的干預下與其他國家仍然有所連結,然而馬政府連嘗試都不願意。如果你看他的政策,其實很多源自2005年連戰胡錦濤會面時的討論框架。在2008年馬的競選中他單單聚焦於兩岸關係,事實上,對一個國家而言,這絕非真正的外交政策。經濟合作並非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他總是認為,只要和北京保持良好經濟關係,取得其信任,那就可以漸漸爭取到更多在國際上發言的空間,但事實上這兩件事情並沒有關聯,永遠不可能知道北京是怎麼想的。

貿易並不是對於一個國家的生存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情。一個國家還需要良好運作的政治系統,台灣的民主化尚未完成,憲政秩序也一團糟。因於政黨在競選過程中募資能力的不同,選舉雖說是自由的,但並非公平。台灣的民主政治還有很多尚待解決的問題,單單是可以自由選舉、投票並非真正的民主,任何的民主政治系統都需要持續性的改革。

至於在社會現狀的層次,我不認為一個真正體質健全的社會是你永遠超時工作,非常有效率有生產力,認真讀書通過考試,但關心政治是不被允許的,當人們不太關心自己所身處的社會時,例如在中國,那並不是一個真正完善的公民社會。或許它表面上看起來是個很強大的社會,但事實上並不然。台灣近幾年達成了一個公民社會的共識,是民主化的過程讓台灣社會有達致這種社會共識的能力。

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已經不復存在,1980-90年代有一段時間我人在台灣,甚至連我這樣的局外人,都得以在當時高度經濟發展的台灣社會分一杯羹。每天每天人們變的更加富有,而那個在過去的台灣,經濟高速成長的時代是現在中國正在經歷的。台灣早已過了那樣的高速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能再重返。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執政者不能只將政策聚焦於經濟成長本身,而必須注意許多層次,所有可以讓生活變得更好的地方:服務業、旅遊、藝術、文化等產業,凡舉此些具備創造性(creative industry)的產業,需要政府去經營一個良好的環境,吸引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必須要有自由的環境,可以不斷的嘗試錯誤和失敗,之後才能有機會成功而達致創新,創新才是讓經濟向前的核心動力。這是美國所提供的環境。

但中國並不是這樣的地方,你能夠數出多少真正具有原創性和創新的產品/技術是完全源自中國?中國擅長的地方,是吸引外資,以及量產(非原創性)商品,研究發展部門(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是羸弱的,雖然在近些年有好轉,但仍然遠遠不及美國、日本與歐洲。但好的人才、有能力創新的人才,大部分都不願意留在中國,他們都去了別的地方。為什麼要留在中國?很重要的一點是,對於那些有創新能力的人才而言,他們甚至不能夠自由的呼吸。媒體、言論、民主等自由是不可能置外於追求經濟創新的整體環境的。例如,科學家也不是總是待在實驗室裡,晚上他們可能會想去散步、去看戲去聽音樂會、呼吸新鮮空氣,希望他們的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下長大。並不是單單把錢砸在研究機構裡就可以。中國砸了多少錢在研發創新部門但卻不能夠達致相對應的成效,關鍵便是肇因於此。

台灣是在亞洲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一,很多從事商業或外交等的外國人,或具備創新能動性的外國人才,會十分傾向留在台灣。然而,我並看不出來馬政府有任何更具體的策略去營造把人才留在台灣的環境。

在台灣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是嚴重的藍綠惡鬥。在美國,縱然民主黨與共和黨視對方為競爭對手,但仍然是可以相互溝通甚至握手言和的。因其歷史淵源,或許民進黨仇視國民黨是比較可以理解的,但雙方依舊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李登輝時代降低了兩黨間的分歧,推動憲政改革,發展出基本的共識。據我所知中國和部分國民黨人士並不喜歡他。但如果仔細評估李登輝時代所替台灣做到的許多事情,是不可以輕忽其貢獻的。

民進黨的問題在於它深陷於過去的歷史,沉浸在80、90年代的民主運動的氛圍和脈絡裡,那很重要沒有錯,但我並不清楚,那些沉重的過去對你們這個世代到底有多重要,年輕的世代與上個世代並不同,你們並沒有活過那樣的年代,你們思考更現實的問題,關於如何找到工作、獲得多少薪水、或者追求自己生存的基本保障等。如果檢視民進黨的權力結構,很大一部分仍然為五六十歲的人所掌控,糾葛於自身過去的歷史與記憶。民進黨需要更多年輕世代真正進入權力結構的中心,它需要改變,需要往前走而非總是糾纏在過去的民主運動史的記憶與經驗之中。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正在面臨一個問題:年輕人並不關心政治。這也是為什麼在許多國家選舉時,候選人偏好提出利於老年的政策和預算偏向,因為他們知道,年輕人不投票,再爭取也只是枉然。年輕世代應該尋求更大程度的政治參與,民進黨需要年輕世代的意見,國民黨也同樣需要年輕人的參與,以擺脫其中許多根深蒂固的中國國族主義的影響。政黨政治的循環是這樣,以英國為例,在1997年工黨勝選以前,保守黨執政了十八年,有可能十五到二十年權力皆為同一個政黨所掌控,這並不是罕見的現象,輪替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會迫使一個政黨仔細檢視它在政策運作、領導權力結構上的缺失。在下一次選舉時再尋求改進。

台灣的問題在於,無法置外於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的影響,它扭曲了正常的政黨政治和民主程序。在政黨政治較為良好運作的國家,我們可以確信,就算一黨掌握了相當長時間的政治權力,總有一天,它若不夠兢兢業業,必然會有失勢的一天。然而,時間的優勢並不在台灣這一邊,台灣並沒有這樣的奢侈可以想要擁有多少時間就擁有多少時間去妥善處理中國因素。政府又提不出一個更具體的方案來妥善處理現況。民主要良好的運作對台灣而言是艱難的,因為中國因素過份地影響了台灣的政黨政治。需要非常有創造力的思考和應對,才能尋求新的出路和可能。然而現在的政府看起來是全然地放棄,根本毫無任何的策略可言。

誰知道台灣的下一個世代會變得怎麼樣?

更好或更壞,這就交給年輕世代來處理和面對。

這秩序繽紛的世界/就留給你整理。

(作者為台大歷史系/政治系四年級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訪問學生;英文逐字稿部分由台大外文系四年級/現為德國杜賓根大學訪問學生林欣蓓整理)

 
over 8 years ago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李忠憲 https://www.facebook.com/jslipfhf

服貿第二類電信開放三項特殊業務, 和我的學術專業有關, 除了做網路安全的學術研究外, 我曾經當過成大電算中心副主任和網路組組長, 管過電腦機房, 也是NCC的技術單位,電信技術中心的資安顧問, 我還執行過國家的資通安全產品檢測計畫, 負責帶一個十人的團隊包含NCC官員, TTC技術人員, 及國安局資安軍官, 到德國兩個月技轉技術, 希望能防止大陸監聽我方的國安威脅, 在重要政府機關所使用的通訊和資訊設備, 在使用前都可以經過資安產品檢驗之後, 才可以使用, 以前電話傳真機的時代, 如果國防部長的機要秘書, 傳真一個文件給總統, 使用有問題的電話傳真機, 可能另外偷偷的傳一份給我們的敵人, 現在電腦手機已經都是大陸做的, 沒有經過資安檢測的電腦或手機, 可能偷偷藏有後門, 把傳送的資料和語音偷偷的送一份給敵人, 這是現在可能的情形!

如果開放這個業務, 影響就不只是少數人, 而且在巨量資料技術的使用之下,也很簡單的控制了整個台灣社會了!

  1. 開放電腦與相關服務業, 例如高鐵訂票系統服務, 任何人的高鐵行蹤就被掌握了, 公文系統外包, 所有公文資料也就掌握了, 人事系統外包資訊服務, 所有人事資料也就掌握了, 戶役政系統呢? 其實大部分的政府機構的系統都是包給現在的台灣資訊服務業, 已經不太安全了, 如果是陸資呢?

  2. 開放存轉網路服務, 存取網路服務, 數據交換通訊服務, 那就更可怕了, 任何人在網路上存取的行為, 位置在哪裡, 都可以攔截, 做甚麼, 偷看甚麼, 完全被人掌握!

我管機房的時候, 要求同仁不可以偷看, 所有成大教職員工的電子郵件紀錄, 不可以監視任何 IP 的上網紀錄, 機房不能讓外人進入, 維修廠商要同仁陪同監督, 想想看, 如果這個”我”是敵人, 國家會有多慘!

這個如果過關了, 台灣真的會完蛋, 其他都還勉強可以說是經濟議題, 這個是政治國安議題, 記得馬王政爭的通訊監聽嗎? ptt, FB, twitter, youtube, google 全面被監聽的時候, 你想還有甚麼人出來講話? 你們知道即將失去什麼嗎? 現在不站出來, 以後站不出來!

 
over 8 years ago

2013/07/27
《服貿》爛透了? 沒錯!這就是「自由貿易」
苦勞網記者 孫窮理 責任主編:陳韋綸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5102

對《服貿協議》,台灣人在政治上的擔憂,高於經濟利益的喪失。

政治經濟互為體用的《服貿協議》

這個在政治上的擔憂,指的是中國透過經濟的依賴關係,逼使台灣在政治上的態度轉向,改變文化與認同,最後自然地融入中國,達到政治統一的目的。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像當年那樣「文攻武嚇」,他們不急著處理「統一」的問題,只需要坐等一切條件的成熟,而各種自由貿易談判與規則的建立,則是國家完成這些條件的手段。

這種「先政治後經濟」的問題意識,我覺得是正確的,因為「政治」與「經濟」互為目的與手段,原本就是「自由貿易」的本質,特別是在經濟實力不對等的條件底下,「經濟的依賴」與「政治的目的」相互為用,構成強國秩序,進而形成區域與全球的霸權,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原來面貌。

過去60年,美國在經濟上,將台灣建設為它的「前進生產基地」;在政治與軍事上,納入冷戰的圍堵體系,並透過政治與經濟的手段,將台灣的文化、認同、消費習慣、意識形態…等等,調整到「帝國邊陲」的位置,使台灣對這個體系,產生強烈的依賴。而今天,中國崛起,新的資本霸權與之產生競爭關係,在這個拉扯下,讓我們有機會從過去對這個「政治目的的經濟手段」的無意識狀態下脫離出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自從ECFA簽訂以來,馬英九的這盤棋,可以說步步都下錯;錯誤的地方,在他以為他可以獨占中國對台灣在政治上的代理權。從早期開放中國觀光客過於樂觀的評估,一直到以為中國政府在ECFA「早收清單」上會給台灣有足夠的「讓利」,以為中國會給他這個唯一的「代理人」一點經濟上的甜頭。

中國的這一盤棋

但是他並沒有估計到,他的這個「代理權」是有競爭者的。事實上,若是由民進黨,而不是國民黨來進行兩岸談判,在台灣民間會引起的反彈,只會更小,加深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未必更不順利。民進黨執政8年期間,在「有效管理、積極開放」的政策下,兩岸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台灣對中國開放幅度之大,就是一個明證,而今天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甚至已經快連口頭上的「反中」都做不到,也正是中國的這個「代理權」戰爭所產生的影響。

而馬英九這一個過度樂觀的「政治判斷」,也使他忽略了中國在資本化的發展上,所採取的策略。

中國的最大籌碼有兩個,一個是市場、一個是資金,缺的是資本化的手段,包括技術、市場化的經驗與商業模式這些東西,而《服貿協議》顯示出中國充分地利用了它的籌碼、補足其不足之處,就拿「電子商務」來說,中國不對台灣開放「跨境服務」,要的就是台灣把相關的技術與經驗帶到中國去。

事實上,這樣的例子,早在中國關鍵的工業與外資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得出來,像是石化業,中國歡迎包括台灣資本在內的「外資」合作,不過,持股比例不能超過50%,確保經營權不會落入人手,而這樣的「合作」,目的就在取得相關的關鍵技術與經驗(相關評論),以發展這些中國的資本,那麼,像是德國的BASF、英國的BP、Shell、美國的Exxon…這些大型跨國資本,會不知道這些事情嗎?當然不會,但是在中國的「市場」與「資金」的吸力之下,不得不就範。

當然,台灣還是有一定實力的,在這方面,中國已經構築了防火牆,那就是只把台灣放置在「十二五規劃」下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也就是對相較北邊的長三角與南邊的珠三角發展為落後的福建省,以「海峽東岸」作為其發展的腹地與資源,發展「海西區」經濟。

中國這一盤棋,一擺出來就清楚了,那台灣要的是什麼?

自由貿易對勞工一定不利

當然,台灣代表帶去談判的,少不了特定業者,而且必須是規模夠大、底子夠硬的人的需求,但那都是個別的需求,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個幻想、一個焦慮,幻想的是「通過中國走向世界(相關評論)」,焦慮的是「邊緣化」。也就是說,中國帶著的是具體的目的,台灣帶著的是抽象的恐懼。

那,這是說,台灣的代表很「無能」嗎?

如果這樣想就錯了,以上的這些問題是結構性的,當台灣逐漸失去了美國「前進生產基地」的地位之後,籌碼就不多了,剩下自己一點點小小的市場去跟人家談判,怎麼談怎麼吃癟,送一些個別產業出去,但是要用開放、開放、再開放來換。《服貿協議》是在「不對等」的基礎下簽訂的,這也是現在許多論者,批判的重點(相關報導),我們只要把這個批判放大到國際上去看,那就很清楚,在這個世界上,哪裡存在兩個完全「對等」的國家?透過一次次「開放」的驅力,全球化本來就是一個強國主導的霸權秩序,這也是自由貿易的真相。

以上,我用上了全稱式的「中國」和「台灣」,現在我要作一些修正,這種「全稱」是帶有意識形態的,因為它始終假設「國家」的利益等於「資本」的利益,而以上的分析,也只是在討論對於中國和台灣資本的利益與不利益、中國有能力為它的資本佈局,台灣則欠缺此能力。

但是,如果把「資本」和「勞工」分開,那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自由貿易對於勞工是絕對沒有好處的。

這一次,在政治的議題之外,大家也開始算《服貿協議》對勞工與本土產業造成的。當然,這更是好事。所有的貿易協定,如果都拿出來好好算算,鐵定是「目屎撥昧離」:國外的資本、服務、貨品移進來,衝擊本土產業,造成失業與勞動條件的下降;國內的資本、服務、貨品移出去,同樣造成失業與勞動條件的下降。本國資本在海外的投資,賺了錢,表面上充實了GDP,但是這些利潤,勞工是分不到的。整個全球化的過程,造成資本累積越來越多,勞工可以分到的越來越少。

如果我們只全稱式地看待國家的在自由貿易上的利益的話,就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墨西哥和美國的工人會同聲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了。資本跨國境的自由流動,不管流入流出,受害的都是工人,它製造失業、不穩定的工作,以及跨境廉價勞動力的「向下競爭」。

公共服務的危機

最近反對《服貿協議》的論點,以文化與語言的接近性,認為中國的服務業進入台灣市場競爭的機會比起其他國家大,這對規模不大、有引進勞工的服務業或許成立,但是對於有全球性的商業模式的大型資本、跨境服務的業者,或者不直接接觸消費者的服務業則不一定,我們從美式速食肯德基、麥當勞,或者(法資的)家樂福…等經驗,就可以看得出來,從《服貿協議》的內容來看,引進中國工人對台灣就業機會的衝擊不見得大,應該注意的還是資本的引進。

就拿開放國觀光客之後,中國資本從旅行社、特產店、飯店,一直到運輸公司,透過合資的方式經營,聘僱的是本地人,但這些中國資本,還是可以將利潤以「一條龍」的方式賺回去,這種情況,在《服貿協議》簽訂之後,勢必更加嚴重;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新的競爭者進入原本已經飽和的市場之後,對於現有業者的競爭壓力。

市場競爭就會帶來就業的危機,這一點,即便是在公部門工作的「公共服務業」勞工受到的威脅,甚至是更大的。

就以台北市長郝龍斌一路走來的政策來看,2001到2003年間,擔任環保署長,不顧台灣垃圾量下降的趨勢,推動「一縣市一焚化」政策,2006年接任台北市長,打壓工會,強硬推動台北市停車管理外包,這兩個政策,很有趣地,背後的最大獲利者都是同一家公司,那就是具黨營事業色彩的「中興電工」。到今天,焚化爐及停管的業務,已經成為中興電工重要的獲利來源。

透過「外包」、「BOT」、「特許經營」、「去任務化」等方式,將公共服務「私有化」,這跟「語言、文化」的關係很小,但是跟政治人物的政商脈絡,關係就很大,在這一次《服貿協議》裡,垃圾清運、焚化爐、交通管理…這些具有公共性質的服務業也都在開放的行列,這些公共服務,會不會開放給中資經營,這個要看政治人物的關係,我們不知道,不過因為公共服務的引進,加深市場競爭的深度,不要說中資,即便是台資也會加快對政府部門要求「私有化」的壓力。

跨國經營是資本對付勞工的武器

在這裡,我們又看見「全球化」下另外一個重要的現象,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以及從中獲利的資本與政府部門的勾結。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獨裁而貪腐的政府,從來就是它的助力,甚至是不可缺的組成成份。我認為《服貿協議》的影響,恐怕會落在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上。只從很單純的資人企業之間的「競爭」來處理服務業跨國流動的影響,是不夠的,自由貿易增加市場內部競爭的壓力,也逼使私人資本必須擴張它的市場,而要求國家將公共服務私有化,對於具特定政治關係的資本來說,就是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跨國經營」本身就是資本拿來對付勞工的重要手段。最近幾年,我們看到台灣的家樂福工會,在工時問題上與資方抗爭,獲得了部份的成果;但是對工會來說,始終有一個隱憂,那就是家樂福在亞洲的發展策略,始終都是以中國的市場作為其最主要的目標,台灣的量販市場,在供應鍊及勞工這兩端,早就已經被壓縮到了底了,家樂福近年紛紛在東南亞其他國家撤點,放棄台灣這個小市場對它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跨國的服務業,自己面臨同業的競爭,另一邊,就是與自己僱用勞工的逐利,以及向國家與政客施加「私有化」的壓力,這是「全球化」下跨國企業一整套的現象,也就是《服貿協議》所將帶來的。

當然,在經濟區位、語言文化、資本實力,以及政治動機上,中國資本對台灣威脅的特殊性,是不容否認的,而我們只要把這個特殊性,放在這個架構下一看,就會發現,它是一個「全球化」的加強版,而在以上這些現象之外,《服貿協議》所碰觸到的另一個議題,也完全在「反全球化」運動所關注的重點下面,那就是「自由貿易」與「民主」的問題。

自由貿易協定是反民主的

所有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是反民主的。在即將召開的立法院臨時會中,關於《服貿協議》要包裹表決或者逐條審議的問題可能會爭論不休,不過,如果拖延下去,結果就是「自動生效」(相關剪報),自由貿易協定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比起法律案、預算案,甚至都還要大,但是,在程序上,為什麼如此荒唐呢?

這也就是自由貿易協定的本來面目。

以美國為例,美國在《2002年貿易法》中的《TPA法案(Bipartisa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 of 2002)》以設定授權期限的方式,由政府與國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回到國會,照樣以「限期」、「包裹」的方式進行表決,不過在中間加上一些與國會、業者之間的諮商程序。

政府所諮詢的對象,是會受到影響,但可能利益不一致的業者,大者恆大,小的說不出話來,而在大企業政治獻金豢養下的國會議員,又會為誰說話?在這裡面,受到影響更大的工人和小農,則根本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這早已違背幾個世紀以來,所謂民主政治發展出來起碼形式上票票等值的常理,變成少數利益團體的決定。

自由貿易協定的不民主本質,早年逼得全球所有的工人和小農要追著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部長級會議抗議;近年來,這些協定從一個全球的架構,發展成區域性的、雙邊或多邊的「架構協議」,自由貿易的規則,定在像《服貿協議》這樣的談判結果裡面,而規則的背後,受益者與受害者永遠都不清楚,要幾年之後,有人大發利市、有更多的人家破人亡才看得出來,這是自由貿易的現象,當然也是《服貿協議》的現象。

反對《服貿協議》、反對「自由貿易」

好了,我們一層一層地談下來,可以稍微地歸結一下:

  • 「自由貿易」不是純經濟的,而是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
  • 「自由貿易」是符合強國、跨國資本的利益的。
  • 「自由貿易」對工人是絕對不利的。
  • 「自由貿易」製造嚴重的貧富差距與失業、勞動條件下降的問題。
  • 「自由貿易」帶來公共服務的私有化。
  • 「自由貿易」助長獨裁與貪腐的政權。
  • 「自由貿易」給予跨國資本壓縮勞動條件、打壓工會的武器。
  • 「自由貿易」是反民主的。

當然,以上所有的「自由貿易」都可以代換成《服貿協議》。

《服貿協議》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下,進入實質開放的第一個環節,之後跟著來的,是「商品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爭端解決機制」這些談判,作為現階段,在政治、經濟上,對我們壓力最大的國家,ECFA架構下的這一籃子談判,將深深影響我們的未來。

而就如本文所指出的,不反對「自由貿易」而反對ECFA╱《服貿協議》,是無法想像的。同樣地,反對「自由貿易」而不反對ECFA╱《服貿協議》也是無法想像的。在中國崛起,挾其經濟實力與政治目的向台灣進擊之時,我們的處境比起過去受到美國帝國主義單邊秩序擺佈的處境,更加危險,而這兩邊同時以各種自由貿易協定要求台灣開放市場,並意圖將台灣整合在它們的霸權秩序下,加上台灣深刻的「邊緣化」焦慮,如果再沒有行動,將來勢必掉入空洞而貧窮的深淵。

當然要反對《服貿協議》,不只反對《服貿協議》,還要讓它成為我們以行動反對「自由貿易」的重要一役。

 
over 8 years ago

https://www.facebook.com/yuanyuan.lin/posts/10202277434232152

本篇用以回應我的一些有中國工作經驗的朋友,或希望服貿通過的朋友,以各自經驗作為前提的狀況下,以致於相信服貿是解藥者等,請三思,更請各位不要非議抗議者。

不諱言,其實我一度也是贊成服貿的,贊成的原因很單純的是希望台灣的企業或慣老闆們能夠好好有個機會接受所謂的市場衝擊與代謝,但這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於我對於台灣企業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台灣產業轉型牛步怠惰的報復心態,轉而期待真正的自由經濟主義,說實在的我相信我是準備好的,很多台灣人也是準備好的;然而,學生們尚且接收不到所謂的產業現實、而社會新鮮人卻直接成為產業現實的受害者,加上反資本主義又是崩世代顯學,如果今天告訴他們,這一切的苦悶,背後是我們政府正與那個強大(而且邪惡?)的中國聯手,他們怎麼樣都會相信,這不是他們被洗腦、被煽動,如果他們對生活的想像有著如同那些1%般安居樂業的信心,我相信他們不會上街。

而究竟是誰讓他們產生了中國就是邪惡的想像?請想想教育、媒體、還有二十年前就到中國的台商帶回的中國的落後,以及現在全世界都在反中國的暴發戶粗俗的潮流正確性,恐懼與歧視就在有意無意之中造成,這完全可以理解;這批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並沒有享受過台灣的經濟成果、更沒有我們在中國的經驗,那些與中國人在職場環境中的短兵相接的機會、以及互相熟識之後變成朋友的經驗,他們不可能對中國改觀,同樣的他們對未來不會有信心。

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他們的反中情緒是不對的、不知上進的、沒有競爭力的,因為我們社會除了罵他們爛草莓,更在無形之中給了他們對於中國態度的暗示。

並且,我現在認真地覺得服貿是錯的,是完全沒有思考清楚的。因為我們在產業裡認識的中國人仍是不等同於中國共產黨;能和中國人交上朋友,並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會和台灣交上朋友,中國與台灣的國際關係是外交面子與歷史共業的層面,在經濟上與台灣的交好根本是痛腳的互換,還記得十幾年前去中國的台商們的姿態,到這幾年中國終於探到了台灣產業實力的水溫,此一時彼一時。

另外,期待服貿能帶給台灣企業的自然替代、或是激起一種競爭壓力等是非常天真的。試想,台灣企業在喊了十幾年的產業轉型口號之後,仍是不能不當馬友友,不會造成二次政黨輪替的八年馬執政;如果台灣企業氛圍真的對輸給韓國痛定思痛,不會到現在還覺得削價競爭與剝削勞工是共體時艱的表現, 吶喊思變的警鐘響過千萬次,台灣企業如果有心,不必等到這次服貿。

台灣這種病夫型企業體是該消失,但是一旦開放給中國企業的金援海洗甚至收購等行為,無疑是叫這些老闆們立刻去死,覆巢之下,年輕人該怎麼辦?我舉個例子,淘寶最近的38生活節就可以燒掉一億人民幣的行銷費用,這麼大的金流,用在台灣便可能造成任何一個產業的壟斷。這絕對是比資本還資本的強勢競爭,難道不是台灣政府該好好權衡的事情嗎?對中國的開放在什麼時候變成一種拯救經濟的最後的手段,以及不成功便成仁的恐懼的號召?

我曾經遇過一個老闆,在22K政策下為了向政府領產學合作補助費,從學校點選了7個新鮮人,但在用滿一年之後把他們全部辭退,這一年內,既不訓練、也不輔導,就把他們當雜工用;另一個大型電子企業是靠高超的對沖基金操作,讓他們進口原物料時還可以順便期貨操作而獲利,獲利根本不在產品製造端。這樣的企業真該去死但是他們不會,他們會繼續惡質到下一次的選舉,如果我們有下一次選舉的話,他們還是會出來替現在的執政黨站台。

我真的認為,很多台灣的企業本該因為真正自由的市場機制而被淘汰,但淘汰他們的絕對不應該是中國。我們只知道服貿開了門,卻不知道進門來的是誰,因為中國這兩年的景氣實在不好,處處錢慌,不過有錢的公司還是很多,當然也包含『國營企業』。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的獨裁國家,與台灣的國情與政治結構完全不同;資本主義與中國的成功學乃是中國共產黨一個作為向世界展演的包裝。當然我不否認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部份。

中國在菁英升學主義的固有競爭性與現代企業中的的狼性文化,絕對可以培養非常非常多的人才,我相信他們絕對是具有全球移動能力的人才,我當然希望他們來台灣貢獻交流;但同時我更遺憾經濟部昨天說的:『服貿開啟後,台灣人才可以去大陸工作,不用再領22K。』,年輕人這次不上街,什麼時候開始上街?他們以國民黨踐踏台灣民主的抗議訴求實在是太客氣了!

這樣的訴求或許可以視為一種求生意志,或者是說對中國的敵人想像讓他們終於產生了台灣主體性的思考與愛國心,愛國心是非常非常珍貴的東西。請不要責難抗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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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既然進了這廚房,就別找藉口退出來了
2014-3-26 0:37:36
原文連結

【 作者:張鈞綸,台灣律師 】

今天晚上學生私訊問我服貿協議,既然我又是律師,又在經濟系授課,這兩方面的問題我是不能迴避的,所以我決定在這邊把我對服貿協議風波的看法說出來。我這麼做,可能會觸怒很多人,你可以刪我好友,也可以留言戰我(我不一定會回應就是了),但是別搬教條口號壓我,我不傳教的,所以我從不鳥這一套。當然,我這樣急就章地寫出來,資料及理解難免會有錯,事實上的錯誤,請用力鞭,不用客氣。

其實上維基百科就很容易看到服貿協議的條文,總共24條,這不是平空冒出來的,這是根據WTO之下的「服務貿易總協議」(GATS)的架構訂出來的。我們加入WTO時,這些總協議就已經拘束我們跟任何國家談判時,必須要照這個架構來寫協議內容。

兩岸的服貿協議,台大的鄭秀玲老師在她的ppt報告中也說明得很清楚,它是ECFA架構下,規定雙方必須在什麼時候談好什麼樣的協議,而ECFA也只是個談判時程表罷了。

換句話說,在加入WTO的時候,我們就已經自願接受這些拘束,WTO條文是沒得改的,我們立法院早就批准了。要改是可以,那就是退出WTO,這我們想也知道,不可能。

真正的問題,也不在服貿協議本身,而是它的附表所開放的行業。很多行業是受到政府以法律管制的,但是WTO是國際條約,在位階上,國內法律必須劣後,所以剩下的只是:哪些行業可以用行政命令直接加以開放的。老實說,這是行政機關想要改就改的。

服貿協議根本不是什麼國際條約,而是兩個行政部門就自己權責所能管轄的範圍去開放。因為我們為了加入WTO,從1980年代開始,行政院與立法院就把國內管制的法律修正到能與WTO條文接軌,所以法律條文也不會是障礙,最後把關的,只剩下行政部門決定開放的是什麼。

行政部門把它送立法院備查,是基於它是個行政命令,在法律上,這並沒有什麼大錯。送備查的行政命令,立法院要是想管也可以,但是依照立法程序,立法院必須限期審查完,否則就是立法權對行政權的侵害。如果沒有涉及對岸,立法院是可以直接修正的。但因為涉及對岸,現在想改,等於是要重新談,或是直接把ECFA的時程擱置,轉向去談TPP、RECP。

不過,這樣等於是重挫台灣的談判信用,而且,說ECFA是我們要進TPP、RECP的入場券,有點聳人聽聞,但並不完全沒道理。

首先,阿共不可能讓我們越過他們直接去談這個。另一方面,我們也有我們的如意算盤,有了ECFA,我們在TPP中,就不是一般生,而是有扇對中國的任意門,進不去中國的,可以透過台灣,這會讓我們在TPP中講話比較大聲(其實有這種特權的國家,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當然,這一切都是理想狀況,而且這扇門開了,不講中國得了什麼,在台灣社會,這種好處是誰才能享受到,我真的不知道。何況TPP是美國經濟圍堵中國策略的一環,而RECP是擴大版的東協10+N,後者中國有很強大的影響力,兩者性質上是有些不相容的,小國當然是追求兩邊都參加,即使是日本、南韓也不例外。何況,不管台灣想要幹什麼,能跟中國比肌肉嗎?這是現實限制,講來心疼,但不能不說。

結論是很悲哀的,我們當然是可以要求、責成行政部門去與大陸重啟談判,那24條根本是沒什麼好討論的鬼話,重點還是那個表,而那個表是我們為了加入WTO,早就授權給行政部門去談的,立法院現在要不爽,可以做成決議,甚至立國內法,要求行政部門按立法院的要求方針去跟中國重新談附表的行業。

可惜的是,這早在談判前就該監督的東西,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突然熱議起來,事實上早就過了最佳的時機點,我只能說,台灣人向來容易被政治熱、簡單的口號帶著走,所以對於行業開放項目的內容,一直無法聚焦討論。

因為,會關心的總是有力的利益團體,一般老百姓是無法也沒興趣去看這些開放行業項目的,所以有力量去遊說政府的利益團體,會把對他們有利的部分告訴政府去跟中國如此如此談,但是沒有組織發聲的行業,就沒有任何人會幫他們去講話,政府更沒有對口的公會去詳盡蒐集資料,具體地去為這些行業保留緩衝的空間。

誰最想要讓服貿趕快過?是台灣的金融業者,他們要登陸中國了,卡在這兒心裡很急,其他的弱勢行業死活,他們沒義務關心,在談判的時候,台灣不是沒討論,但是太細節太技術性的東西,又沒涉及自己的利益,誰又會去逐一去檢視那個附表(不是條文喔)?

現在台灣跟中國的行政部門已經講好了,依照WTO的精神,以及我國法律的架構,這本來就是行政機關可以自己決定開放的東西,立法院要來審,立場確實是有點怪,畢竟中國的人大只是橡皮圖章,不會跟國務院對著幹,所以中國那邊他們可以說了算。台灣這邊當然是可以說,我們的國會有意見,這個可能要重談。不過,我們的國會真的有強力表示過意見嗎?不要說別的,金融業就不那麼喜歡國會在這件事上意見太多,而立法委員誰不欠銀行錢呢?

知道了吧,就是你我過去的冷漠,造成今天的後果,只能想亡羊補牢了。與其說是黑箱,不如說它比較像是偷渡。說黑箱是為了宣傳,因為這樣才能為我們為什麼沒去關心解套。如果大家都帶著罪惡感,還會去響應運動嗎?

政府實際負責的人員很有限,根本做不到通盤評估及規劃(我或許可以很陰謀論地說,聽企業主說話就可以了),上頭交待要加強「宣導」,這是額外業務,十幾個科員根本支配不了宣導預算,預算當然是由上頭去控制要給哪家媒體去賺,輪不到科員決定。既然「異見」及「雜音」都可以用「逢中必反」來概括,社會反彈並不大,那麼就讓它直接過去吧,在科員政治的邏輯中,這種跳出來宣導的事,踰越了權責及倫理,又何必強出頭呢。

我覺得難過的是,台大的鄭秀玲老師提出了一些意見,其實很多也是訴諸民粹的,我想要看的是事實,至少是些數據,而不是教條。我觀察這些學生很久,不戴著黨籍色彩眼鏡去看,如果是具體的內政問題,是有一些明確的案件,有著力點,很有說服力。但服貿協議,就有太多的腦補。我們目前並沒有開放那麼多行業進來,所以結果如何,大家都是憑著自己的感情去猜想,這當然就混入了統獨情結在裡頭了。

而且有些效應是只有質的討論,卻沒有量化的數據去具體指出衝擊,做為一個經濟學者,把量化的東西談成質化,再包裝了政治語言,就走味了。這可以當做是對自己人取暖的宣傳品,但是要理性說服大眾,就差了這最後一哩,也是最重要的一哩。這應該算是為德不卒吧?

也許社運能換來一場理性的大辯論,但是,站上舞台的人,會輕易這樣把舞台讓出嗎?國民黨每次要跟蘇蔡叫陣辯論,蘇蔡都沒回應,所以國民黨這回才敢打完人又侵門踏戶地對學生故技重施,要逼退學生。同學們!既然都進了這廚房,就別再找藉口退出來了。

大家這次運動,既然把服貿協議視為台灣命脈的決定性關鍵,也由不得你不談它的內容,與其換個話題閃躲,還不如接下戰帖、全力以赴吧。這是讓運動成為民主深化、公共論壇的最好時機,這時候還在叫「我被打了,好痛」,只會惹來質疑,你們不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嗎?如果不辯論,胡亂找個理由退場,這次運動就會淪為一場自嗨、各說各話的鬧劇。你們保住了面子,但是整個社會卻被撕裂了。這是各位所要的結果嗎?

 
over 8 years ago

By Cecily Pan (Editor)

本次服貿開放範圍:

(1)跨境提供服務

(2)境外消費:沒有限制

(3)商業據點呈現: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批發/零售交易服務。

(4)自然人呈現:同「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的承諾。

就線上批發零售而言,直接向淘寶/阿里巴巴進貨的賣家太多了。這幾年國人轉向淘寶購買的比率越來越高,早就嚴重壓縮線上批發零售業者的生存空間。阿里巴巴雖是B to B的平台,但是辦公室團購依然可以湊到足額的量,直接向阿里巴巴下訂,也就是說,消費者已經可以跳過批發商、貿易商、零售商,直接向大陸的工廠下訂單。

很明顯的事實,我朋友在大陸自有工廠,五六年前在yahoo拍賣上開始銷售,營業額很好,甚至開設了實體店面,但這幾年一直掉,實體店也收起來了。因為即便自己有工廠,也打不過淘寶上更低價仿冒的業者(雖然品質不一樣,但總是有人只愛便宜不顧品質)。

因此,服貿對於線上批發零售業者是無感的。因為淘寶+阿里巴巴早就來了!就在大陸依然限制消費者向台灣線上交易平台下訂的時候,台灣消費者早就買對岸買到到不行了。

至於本次開放線上交易平台可在福建設點,向全中國提供服務,就我觀察有幾件事實:

  1. 假設PCHOME在福建設點,打得過淘寶嗎?大陸本土的其他線上購物網站都已經跟淘寶拼得很艱辛了。
  2. ASAP已經去上海成立飛牛網了,服貿開不開與他們何干。

我的結論:服貿對我沒影響,生存越來越困難,還是趕快想要怎麼樣用Made in Taiwan賺大陸人的錢吧。

 
over 8 years ago

笨蛋,兩岸服貿協議的問題不在「經濟」!臺灣政府活像是隻「文化恐龍」系列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劉俊裕副教授 (2014.03.22)

原文臉書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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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月就談過,兩岸服貿協議對臺灣文化服務業,以及臺灣的社會文化內涵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也談過國家應當有整體的文化經濟論述。只是沒有什麼人關切,文化部門也從來沒有打算好好面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問題癥結真的不在「經濟」,這不只是哪邊開放80項、哪邊開放64項的單純「算數」問題,而在民眾日常生活感受,在服務貿易協議這個公共政策的「後設文化價值」辯論,以及公民文化情感的受傷與不被尊重。2012-2014從兩岸服務貿易談判到服貿協議的簽署、立院審查的過程,充分暴露出臺灣政府經濟邏輯掛帥的粗糙決策,欠缺文化敏感度與文化意識!

在兩岸服貿協議中,除了電影產業,各界較少談及的會議、會展、翻譯、口譯、研究與發展服務業、運動及其他娛樂服務業的服務部分都列入開放清單,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經紀商服務。這些產業都可能對台灣的文化產生不同的影響。

以會議、會展產業以及翻譯、口譯服務來說,大家可以想像在台灣舉辦的國際會議中,透過專業口譯人員從耳機裏傳來的是:「臺灣的本科生(大學生)在家裡透過電腦光盤(光碟),一起收看將即將上映的影片「後天」(明天過後),然後再以「激光打印機」(雷射印表機)「打印」(列印)出宣傳海報..」嗎?先不論語言翻譯的信、雅、達,透過會議、會展、翻譯、口譯產業的邏輯所可能產生的文化影響,就是兩岸生活語彙、文化用法(書籍、雜誌的翻譯、簡體字、繁體字的是否「識繁書簡」的翻譯議題)的被迫必須思考統合,而不在維持臺灣文化的主體性與兩岸文化的多樣性。基於中國簡體字市場的龐大和翻譯、口譯人才的「經濟」價格大批進駐台灣,台灣的翻譯和口譯業,出版翻譯界真的挺得住嗎?生活文化用詞語彙擋得住嗎?基於文化統合的敏感性,臺灣人民現階段就是不願見到兩岸政府進行「兩岸文化交流協議」談判,但服貿協議卻是一種從產業經濟利益思維,來迫使文化價值就範的整合手段。

當臺灣的藝文展演場館的經營管理也開放中資,民眾就得面對展演的內容充滿中國策展人、藝術家挑選的作品、曲目,面對資本更加強大的「商業超級大展」,古蹟修復、文化場館經營管理可能是中資,要面對的是「誰」來進行「台灣」的文化資產維護的問題。研究與發展服務業開放陸資的意思是,民間研究智庫、文創產業研究機構等等的研究報告,都可能要面對中資研究人員對所有「民生議題」、「選舉民調」的研究結果,調查結果與詮釋結果(現在的台灣媒體民調還不夠立場分明嗎?連民間學術研究智庫都要讓它更複雜「操作」嗎?)!如果連五月天的阿信在網路上po了「起來」都要被中國網友群起抵制,張懸在演唱會帶個國旗都要被大陸粉絲斥喝,而將來在臺灣的演唱會展演場館是中資,展演的場所經營管理是不是該要評估一下中國的網路文化民粹主義可能產生的影響呢?而在運動休閒產業方面,服貿更是涉及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娛樂的點滴。過往臺灣網球、棒球、桌球選手的選邊站問題已經另多少臺灣民眾扼腕,若透過運動服務業的中資開放,大家可能要面對的是如「兄弟象」面臨經營困境時,是否要接受改為「華為象」或「中國移動象」等等的問題。我無意貶低「中國」藝術文化或休閒文化的價值,我只是要問,政府在簽署兩岸服貿協議前,究竟有沒有想過這些對台灣社會、生活文化影響的評估和配套措施?有的話在哪裡?文化是簡單的、單純的,不希望存在太多權力、利益的算計,但文化卻是與人民生活最切身最有感的議題,而台灣的政府卻活像是一隻「文化恐龍」!

在電影、視聽服務部分(根據大陸有關規定設立的製片單位所拍攝、符合臺灣相關規定所定義之大陸電影片,經臺灣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每年以10部為限,可在臺灣商業發行映演,並應符合大陸電影片進入臺灣發行映演相關規定。)根據臺灣有關規定設立或建立的製片單位所拍攝的、擁有50%以上的電影片著作權的華語電影片「經大陸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後」,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大陸發行放映。該電影片主要工作人員組別4中臺灣居民應占該組別整體員工數目的50%以上。在台灣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言論、創作自由,中國電影來台可以共享。但台灣電影人想要呈現的文化價值、臺灣主體性價值、民主人權、佔領國會爭取公民權利的價值,卻必須受中國政府的審查才能進入中國。(臺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新聞在中國都幾乎看不到任何報導,再多這樣的新聞節目進的中國有意義嗎?大家對年前大陸廣電部公告的「限娛令」、「禁奢令」應當都還記憶猶新吧?這是自由市場機制嗎?如果未來的「華人星光大道X」、「我是歌手X」,臺灣如林志炫、黃小琥等唱將都老是都必須考量「收視市場」只能排在大陸歌手之後,這樣的流行音樂節目大家希望多製作幾個嗎?如果市場開放後進入大陸的電影、電視節目,都還必須是看不到臺灣主體文化價值、追求民主、自由、公民社會價值、日常生活價值的節目,再多的臺灣「商業影片」進入大陸市場,對於臺灣的文化人又有什麼意義?別說文化人、電影人,一般台灣人能接受嗎?

唉,兩岸服貿協議的問題不(只)在經濟,更涉及民眾的日常生活和感受,在服務貿易協議這個公共政策的「後設文化價值」辯論,以及公民文化情感的受傷與不被尊重。所謂「文化整體影響評估」絕對不僅僅只是文化部所謂的「文化產業的衝擊影響評估」(這是最基本的!),而是整個國家社會的「文化整體影響評估」。縱使兩岸服貿協議對於台灣的經濟產業利益或許可能是讓利的(雖然這也沒有仔細評估過),但在文化利益層面中國顯然是更大的獲利者,這真的不只是哪邊開放80項哪邊開放64項的「算數」問題。面對這麼敏感的文化整合議題,臺灣的文化部門竟然聰耳不聞,沒有人管,好像沒他們的事一樣,或者這其實凸顯了執政當局的「文化政治」立場!「文化影響的難以評估」絕不等同於「文化影響不需要評估」,或者「文化影響完全無法評估」。但現的是兩岸服貿協議所看到的是,台灣政府根本沒有進行任何的「文化整體影響評估」!自由市場貿易對於台灣文化產生的影響是殘酷的,台灣文化主體性的保存不應當是放任市場自由競爭、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達爾文社會叢林法則,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市場價值沒有這麼崇高!同樣用英文的加拿大的雜誌期刊出版業如果擋不住美國而必須訴諸WTO/UNESCO,台灣更應當思考同樣用中文的兩岸期刊、雜誌、印刷、翻譯、口譯、會議會展、研究、運動休閒、娛樂等等文化服務貿易產業,以及背後所涉及的後設「文化價值爭辯」。2012-2014兩岸文化服務貿易談判到服貿協議的簽署、立院審查,充分暴露出臺灣政府經濟邏輯掛帥的粗糙決策,欠缺文化敏感度與文化意識,經濟、商業意識罷凌文化的思維,公民參與文化生活及文化政策的權利被剝奪。臺灣的國家文化策略究竟是什麼?面對大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公民運動,我們看到的臺灣政府真像是「文化恐龍」:文化中樞神經麻痺...

 
over 8 years ago

「文化恐龍」Part III:〈反服貿是學者誤國?還是政府的文化無知、無能與權力傲慢--文化人主張國家應建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和「公開監督審查」機制!〉
24 March 2014 at 16:3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10152148546090914

作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劉俊裕副教授 (2014.03.24)


經濟部長張家祝公開發言說反服貿的學者是真正的「誤國、是在真正的害台灣」,是嗎?還是政府一心執意地想要快快通過服貿的本位主義,卻毫無察覺自己的「文化無知、無能與權力專業的傲慢」,拒絕反省、拒絕對話、拒絕溝通?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很清楚反映出臺灣的政府是站在「貿易利益交換價值」和「經濟獲益掛帥的邏輯」的立場,兩岸貿易談判的過程臺灣的政府經貿、政治甚至文化部門都一致認為,文化影響難以評估,文化價值根本是虛無飄渺,而藝術文化人主張文化影響評估和人民參與文化生活、參與文化政策的權利更是奢侈不實的主張。我只能再一次地說,台灣政府真的是一隻「文化恐龍」!


臺灣不能總是站在美國思維來看世界、想臺灣,在WTO框架中來想台灣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掛帥的美國思維,當然脫不了貿易自由的框框。客觀地看,美國常年來對於文化相關的國際公約,仗著自身強悍的影視產業和身為主流文化價值的出口國,連「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都沒有批准,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50多個成員國中,唯2個國家(另一是以色列)反對「保護及促進文化多樣性表達國際公約」的國家。臺灣在加入WTO的過程中已經犧牲了臺灣的影視產業,但台灣在「2000-2008多哈回合」服務業貿易談判中,不但沒有為多年來台灣的影視產業加入WTO後造成的實質損害發聲,反而竟成為協助美國推動電影市場自由化的5個推手(日本、中華台北、香港、新加坡、墨西哥)之一。世界貿易組織的締約國和關稅主體共有153個... 台灣的貿易談判官員到底是站在哪一邊談判的呢?!兩岸服貿協議的恐龍思維,只是臺灣政府一貫忽視文化價值的恐龍思維延續

說穿了,兩岸服貿再次反應的是臺灣文化部門和政府首長根本沒有強烈的文化主體思維,沒有國家文化政策、國家對外文化策略,以及國家文化經濟的整體論述,也欠缺貫徹文化優先的決心。政府主張的「文化興國」、「文化治國」根本就是口號,而簽署「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更是徒具形式,博取國際社會虛名,更別談根本毋顧UNESCO成員在2006年生效的「保護及促進文化多樣性表達國際公約」。

在對岸的中國政府早已在1990年代就將「國家文化利益」(一、國家文化認同,二、主流文化價值與理念,三、文化產業的實力,以及四、文化的創造力),揭示為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點,並且提出了明確的國家文化戰略與國際文化關係的理論論述。中國的文化產業與文化經濟的發展作為一種柔性權力的形式,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安全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在歐洲,歐盟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全球化世界中的歐洲文化議程」(European Agenda for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World),其中清楚陳述了歐盟在與第三國的文化外交、跨文化對話與文化活動計畫目標中,蘊含了歐洲認同與文化價值理念。而台灣政府到了2014年兩岸服貿協議中,卻依舊天真浪漫的認為兩岸服貿中的文化服務貿易產業與國內的文化價值影響無關,要完美切割。經濟部長張家祝公開發言說反服貿的學者誤國,真的嗎?還是政府一心要服貿的本位主義產生的文化無知、無能與權力、暴力傲慢的文化恐龍?

臺灣有自己文化的主體性、文化特殊性、文化優先與多樣的的核心思維價值。「個人主義」、「追求利潤」、「自由主義」和「開放市場」的資本主義價值並非普世價值,更不是至高無上價值。不應一昧地將「藝術自由表達」、「文化歸屬與認同」,以及「文化永續生存發展」等核心價值附帶於經濟、商業與商品的價值之下。目前浮出抬面的議題如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文化衝擊、自由市場經濟掛帥導致台灣影視文化產業不振、文化創意產業不彰與藝文補助政策失焦,乃至日前美麗灣事件地方只評估文化觀光效益,而不思考對原住民傳統領域與文化生活權利的影響等等,都是臺灣長年以來沒有建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制度,以及欠缺由獨立第三部門針對文化影響評估進行的「定期公開與監督審查」機制的緣故。


針對國家重大政策、法規、施政綱領的「文化整體影響評估」,世界各國(特別是歐盟)已經實施運作了二十多年,然而台灣的政府經貿和文化部門卻一直聰耳不聞,以立法技術不足或者跨部會之間權責重疊難以操作為由,持續地抗拒這個重要的制度。關於「文化整體影響評估」(intergrated 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國際上的實務作法大致有三,簡單做些敘述供大家參考:

一、歐洲聯盟從1990年代就進行了第一次文化整體影響評估的報告。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67條第4項規定,歐洲聯盟在本條約其他條款下之行動,特別是有助於促進文化之多樣性發展者,應考量其文化面向(cultural aspects)。2010年歐盟更提出「歐洲文化議程」(COM(2010) 390),針對視聽產業、教育訓練、多語主義、積極公民權、青年、傳播、平衡發展政策(結構發展基金)、資訊政策、企業與產業、就業、社會福利與平權、自由安全與司法、競爭政策、稅制及關稅、內部市場、農業與鄉村永續發展、海洋政策、消費者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等逐一進行文化整體策略評估。

第二,透過環境影響評估(環評法、環評制度)強化文化影響評估的指標,例如美國1969年通過的「國家環境政策法」要求以社會科學的整合運用評估人們環境影響;香港的環境影響規章訂定調查和評量方式與標準,評估文化遺產與遺址的影響;紐西蘭1991年制定的「資源管理法」;塞內加爾1998年制定的環境法、南非的國家環境管理法等。這雖然類似目前台灣的環評,但是卻是實質地評估環境開發對文化可能產生的衝擊。

第三,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CULTURAL DIVERSITY(INCD) 在2004年提出了「文化影響評估框架」(Framework for 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計畫,針對文化影響評估的程序、評量指標與變項提出了初步的參考框架。目前雖然還沒有確切執行,但卻是各國和國際組織目前正積極研議的方向。

2012-2014臺灣政府文化服務貿易談判所顯示的,乃是政府談判代表的經濟邏輯掛帥,決策粗糙、欠缺文化敏感度與文化意識,而經濟、商業意識罷凌文化的價值思維。文化人除了要求針對國家重大政策、法規、施政綱領應有文化整體影響評估外,針對「文化整體影響評估」更同時配套的是獨立第三部門「定期公開與監督審查」機制,定期由(文化部門委託)獨立的第三部門進行評估報告的監督與審查,並且定期對外公開。


關於人民參與文化政策規劃和執行的權利,「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操作指南第11 條中指出,民間社會包括非政府組織、非盈利性機構、文化與相關部門的從業人員,以及支持藝術家和文化界工作的團體等,在實施公約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它向各國政府傳遞公民、協會和企業所關心的問題,監督各項政策和計畫的實施情況,並發揮監督、預警、維護價值觀和創新的角色,同時也有助於促進政府政策管理透的明化。這些都是希望使文化部和其他政府部門,能在媒介和公共輿論的壓力下,資訊決策都能透明公開,開始有積極的文化意識,正視文化議題。文化權利不是奢侈的權利,更不是經濟貿易和政治利益的附屬品!關於兩岸文化服務貿易,究竟是反服貿的學者在「誤國、是在真正的害台灣」?還是臺灣政府一心執意地要快快通過兩岸服貿協議,卻毫無察覺自己的「文化無知、無能與權力專業的傲慢」,還拒絕反省、拒絕對話、拒絕溝通??我只能說,我覺得臺灣政府真是一隻史前文化恐龍!

 
over 8 years ago

By Cecily Pan (Editor)

本次服貿開放貨運承攬服務業: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合資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貨運承攬服務,投資航空、海運貨運承攬業總持股比例須低於50%,不具控制力。

老實說我還以為早就開放了,因為台灣可以叫順豐啊,順豐快遞員會來收還會拿很先進的機器,直接印發票給你耶。價錢也不貴,寄到上海才NT 135元,比郵局便宜太多了。

wiki上關於順豐:順豐速運中國一家大型民間營運的獨資速遞公司,於1993年成立,總部位於廣東省深圳市。順豐速運擁有38家直屬分公司、3間分撥中心、近100個中轉場、近5000個基層營業網點,覆蓋中國大陸所有31個省級行政區、近300個大中城市及逾1700個縣級市或者城鎮。此外,順豐在香港澳門台灣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都設立網點,或者開通收派業務。

大陸還有一家快遞叫天天,台灣的名字叫天順。

互動百科上關於天天:"天天快递"创建于1994年10月,是国内著名快递企业,公司品牌被誉为"中国驰名商标"。2010年5月10日,海航集团北方总部与詹氏兄弟签约重组天天快递,正式组建海航天天快递有限公司。海航天天快递目前拥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东莞、武汉6个全资子公司,200余家加盟企业,20多个集散中心,2000多个网点,网络遍布国内1200多个城市,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为重点的快递网络布局。目前全国从业人员2万多人,拥有各种快件提送车辆6000多辆,主干线班车运输线路近400条,国内航空快件业务全线实行直达。

我也不知道用天順寄過幾次東西到大陸了,不曉得他們怎麼繞過來的,但人家總是有辦法不是嗎?服貿開不開,影響真的不大啊。